我是浙江嘉兴人，鬓毛已白，乡音未改。在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45周年之际，接获王明达、陈建江两位先生要我为这部《马家浜文化》写几句话，十分欣然地为此尽一点力。 　　马家浜文化因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而得名，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东临东海，北达长江，西到天目山麓与茅山山脉，南抵钱塘江北岸，这三四万平方公里的范围，是一个考古学文化实体。马家浜文化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及其后续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确立，表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虽然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在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上，由于良渚文化的大墓出土大量的制作精致、纹饰新颖的玉器，如有的学者目睹了大玉琮(反山M12：98)上的神像形纹后，既惊又喜地大声说：“找到了殷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源头，就在这里。”这种惊喜的心情，促使了学者们对良渚玉器较深入的研究，也带动了对良渚文化较全面的研究。而良渚文化人们创造的这些成就，不是突然产生，从天而降的，而是渊源于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工艺技术延续进步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对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对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认识更为深入。 　　太湖地区农业的出现，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以马家浜文化为最早。1979年和1980年对浙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在第三、第四层文化层中发现炭化谷粒遗存，可供鉴定的标本有156粒，其中籼稻101粒、粳稻55粒，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稻谷，在马家浜文化现已发现的资料中，年代上是最早的，距今有7000多年了，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的年代还要略早一些。 　　马家浜文化有相当多的遗址出土稻谷遗存，并且还在江苏吴县草鞋山、昆山绰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址发现了水稻田，都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土上。草鞋山遗址发现水稻田44块，绰墩遗址发现46块，共90块。这些水稻田的灌溉系统，以草鞋山遗址为例分析，可分为以水井为水源的和以水塘为永源的两种灌溉系统，后者既可通过水口灌溉，又可排水。由于马家浜文化延续的时间达千年之久，因此早晚之间的发展水平就要有高低之分，如马家浜遗址下层出土的兽骨多，重量达1000公斤左右，超过陶片的出土量约有10倍。而在马家浜遗址上层时期的人们，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的开发，遗址中发现的兽骨也就日渐在递减，这就说明了农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增高。 　　马家浜文化之后的崧泽文化时期，发现了小型的三角形石犁。到良渚文化时期加以改进提高，器体得以增大，各遗址中普遍地有石犁发现，说明了犁耕农业生产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进入到了犁耕阶段。良渚文化犁耕农业的出现，不是良渚人特有的聪明才智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应是在马家浜文化人们长期从事耜耕农业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发展而来。 　　再以礼制来说，这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主要因素，良渚文化的礼制，是由礼演变来的。从礼到礼制的出现，丧礼名列其他各项礼仪之首，良渚文化礼制的出现，其渊源当是与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有关。在马家浜、圩墩等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都是以俯身葬为主，这是葬俗上的一个主要特点。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炊器主要是釜，不用釜的就用鼎。食器以豆为多，其次为钵，也有用罐、盆、杯。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逐渐向礼制—方面靠近，演变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礼制。 　　史前时期的人们，普遍地有着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巫术的实质是事神致福。为要致福，必须使神高兴地来，欢乐地去。马家浜文化的人们当然也不能例外。罗家角遗址发现的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浅弧腹的豆盘，下部附有粗壮而高的圈足，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类似饕餮纹样的图案。这样的白陶豆，与罗家角马家浜文化人们日常使用的陶器有明显的区别，很可能是与巫术活动有关的一种用器。此外在嘉兴马家浜遗址中发现的陶制兽面形纹的器耳，造型也较特殊，当是一种神兽。带有神兽形面的陶器，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日用陶器，当是与巫术活动有关的一种用器。由此可见，马家浜时期人们的巫术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直到“东周时南方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如陈、楚、吴、越等，均以巫风盛行见称于历史”(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 　　总之，这部《马家浜文化》的编辑出版，不仅为马家浜文化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上的深化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对太湖地区史前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必将日益地显示出来，促使马家浜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吴汝祚 　　2004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