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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下来的时候外面下起了雪。屋子里很静，和墙上挂的几幅画一样。
此刻，我坐在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命名为“师牛堂”的画室里的一张旧的长沙发上。这沙发，可染先生生前曾接待过众多的国际名人：东山魁夷、平山郁夫、李政道、赵无极等。我是送一部电视片到这里的。那部描写可染先生的叫《永恒的大山》的电视片刚编完，他的家人正在隔壁房间吃饭，饭后他们就要审看。
我慢慢地环顾着室内的一切，仔细地端详着，体验着。这间约20平方米的画室，基本上保留了原貌。一张大画桌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空间，画桌上铺着一条褪了色的军毯，墨迹斑斑。画桌四周摆满了画笔、画具、印章和书籍，右上方放着一尊牛的雕塑。可染先生手书“师牛堂”横幅悬挂在我坐的沙发对面墙上，肃穆庄重。三个大字下面的墙上却钉孔累累，可染先生每当画完画，习惯用图钉把画钉在墙上反复审视，日积月累，经常钉图钉的地方已成一条条浅沟，小块墙皮石灰已剥落。我点了一支香烟慢慢抽起来，回想着拍过的可染先生一张张精彩的画，眼神有亮光，一闪一闪。明知这是幻觉，可我还很想让这场景在我眼前多停留一会。等你瞪眼想看个仔细，却什么都不见了。然而我却很满足，我是实实在在坐在大师的家里，在他的画室“师牛堂”里，这是以前做梦也梦想不到的。
“师牛堂”其它几面墙上，还挂有可染先生创作的山水画、牧牛图，古人的几幅书法真迹。我的视线在一张张画上移过，最后停留在张那牧牛图上。那头牛，寥寥几笔，却湿漉漉的可爱，仿佛可以听到憨牛甜甜的鼾睡声，它累了。
雪还在下，我还在胡思乱想，思绪像片片雪花。
恍然间，我顿觉那部已完成的电视片里似乎缺少点什么。一些声音随之向我耳边涌来，很清晰，是我们拍片中采访对象的声音，一些没有剪到片子里去的内容——
“他的脾气很怪，地上有一根火柴杆，他都要先拾起来后才作画。说了你们不相信，我和他在一起已近五十年，他画画从来不叫我看。他需要安静。有一天，一位老朋友来看望可染，可染正在铺纸磨墨。老朋友高兴地说，今天我可以看到你画画了。可染和他聊天并不动笔。不多久，那位老朋友要吐痰就到屋外去了。回来时，可染的一张小品已经画好。老朋友感叹道，今天总算撞见了，可还是没有看到您画画。”这是可染夫人邹佩珠的声音。
“我那时19岁，很喜欢可染先生的画。第一次去他家拜访，我是想听听李先生讲画画的。结果他没有讲这些，他讲的是盖叫天的一些铁事。盖叫天练功时很艰苦，他练功把胳膊折断了，医生没接好，他自己又把它打断重新接。他讲这些事的意思是，搞艺术得下苦功夫，真正钻进去，才能探寻到艺术的真谛。这对我影响很大……”著名女画家周思聪是抱病接受我们采访的。她讲得声音很轻，讲得很感人。
“文化大革命，李先生受过很多苦，他从来不提的。他一生就想艺术，立志要为祖国山河立传。”
“他对任何事都认认真真，他最反对潦草。有一位青年画家不是李先生的学生，死在巴黎，出版社要给他出一本画集，请李先生题几个字。李先生为此写了一整天，总觉得不满意，晚上继续写，觉得可以了才睡。但第二天早晨一看，又否定了，再重写。”
“晚年的父亲还像个小孩子一样，看待世界，看待周围的一切，所以他的感情特别的真。春天屋外飞来一只小燕子，楼前的小树发了芽，他都特别地激动。”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耳边延长了好久，一句一句都是跳出来的。我已分不清每句话的主人，被采访的画家、理论家的一张张脸都叠化在一起。最后一句肯定是他儿子李小可说的，说的时候，也不停地打着手势，眼睛有些红。他们讲的都是可染先生的一些小事，他们想强调的是另一层的意思，就是一个艺术家人品人格的重要。
一种不安突然袭上心头好长时间。那部自认为还可以的片子，又要打问号了，我们忽视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内容。
当时钟敲响了二十点的时候，我反而平静多了。坐在师牛堂里，置身于这种纯净的氛围，我们的疏忽也被宽容了。只要认认真真，只要一步一个脚印。
我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一本画册，翻开数页，几枚可染先生常用的印章跳了出来，“废画三千”、“七十二难” “峰高无坦途”，那枚最大的是“为祖国山河立传”七个大字，红透红透，顶天立地。
雪还在下个不停，是一场好雪。北京的雪，很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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