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生豪书信集》收集了我父亲朱生豪于1933年到1937年间写给他当时的恋人，也就是我的母亲宋清如的300余件书信。
    父亲是我国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大师莎土比亚的大部分剧作译介到了中国。因为他驾驭语言的卓越能力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加上他对莎翁神韵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其译著成为在以后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民认识莎士比亚的主要桥梁，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由于父亲英年早逝，除了莎土比亚戏剧的译著外，留存下来的其他文字作品不多，因此这些经过战争和动乱的浩劫得以幸存下来的书信，就成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
父亲是浙江嘉兴人，早年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当时经教育部审定的正式名称是“之江文理学院”)。在这个“山上的红叶歌鸟，流泉风涛，江边的晨暾晚照，渔照荧火”的充满诗意的环境里，父亲在中英文各方面都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为后来的译莎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由于志趣相投和对于诗歌的共同爱好结识了我的母亲，比他低三级的宋清如，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的苦恋。
    父亲于1933年毕业以后去上海世界书局工作，此后与母亲虽非天各一方，但也无法朝夕相处了，因此只能以通信的方式来进行感情的交流，介绍各自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倾诉对于对方的思念之情，当然也涉及到对于各种社会现象，对于爱情、人生、民俗、文艺、政治、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的看法。由于这些书信本来只是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看的，并不是为了发表，因此都反映了父亲最朴实的真实思想，为今天的人们了解父亲并通过父亲了解大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社会一个侧面的状况有着很大的意义。
    父亲生性调子言辞，他曾经在信中自称“每年中估计起来成天不说话的约有一百天，每天说不上十句的话约有二百天。说话最多的日子，大概不至于过三十句”，但是动手写起来却是笔下生花，极有文采。父亲的那些信件并没有刻意的修饰，但正因为写的时候毫无拘束，注入的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情(包括他的俏皮、他的固执和他的苦恼)，读起来更能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
    母亲曾经叙说过：“这些残存的信件，既非学术研讨，也没有政治宏论，时代的脉搏极为微弱，无非是个人生活的叙写，情绪的抒诉，以及读书的心得、电影的观感、工作的记述。但是，就前后综合而言，其中有着鲜明的发展变化。从颓唐、苦闷、无聊转而奋发努力，其中贯穿着的主导思想是他的事业心”。从这些信件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朱生豪怀着报效祖国的豪情走出校门时的天真，理想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不断碰壁时的苦闷，以及他在翻译莎士比亚的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时的兴奋和投入。而贯穿这些信件始终的主线条则是对于母亲的思念和爱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母亲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整理父亲书信时，对于她认为纯属私人情感的文字删节得比较多。而这些文字，其实也正是这批书信中最精华的内容之一。由于感情的真挚，思维的多彩，文字的瑰丽，信中许多对于爱情的叙说可以列于我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爱情作品之中而毫不逊色。母亲作为父亲生活中患难与共的知音和事业上坚忍不拔的战友，是无愧于并且应该在后人的记忆中永远留存下这一份爱情的。
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犯上海之后，父亲被从相对安定的编译生活中轰了出来，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母亲也离开了在湖州一年的教学生涯，后来随全家去了四川。远隔万水千山，信件交流变成了非常难得的奢望，两人间千难万难通过的少量信件，也因为战乱而没有能保存下来。母亲直到1941年夏天才回到上海，与在“孤岛”内中美日报社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奋笔呐喊的父亲相会，但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生活之舟再次面临新的飘泊，父母亲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以共同面对民族的灾祸与生活的苦难。1943年初，父母亲回到日寇占领下的嘉兴故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深居简出，继续埋头于莎土比亚戏剧的翻译工作(包括重新补译一大批在战火中被毁的译稿)。因为积劳成疾，加以贫病交迫，父亲终于于1944年12月26日带着未能译完全部莎剧的遗憾撒手离去，其时年仅32岁。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母亲又为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光大父亲的精神付出了毕生的努力。父母亲经过十年苦恋，只在苦难中度过了两年半的夫妻生活。而这一批书信，正是他们这一段兼具传奇和悲剧色彩的爱情生活的历史见证。
    母亲一直将父亲写给她的信件珍藏着，抗战逃难时曾散失了一些。解放后去杭州工作，她把多数信件藏在嘉兴老家，而把一些认为最有价值的信件，即有关译莎工作内容的和载有父亲写的诗词的信带到杭州，准备抽空进行整理，结果这一部分信件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全部遭到了灭顶之灾。总算老天有眼，留在嘉兴老家的信件得以幸免于难，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保存下了这批珍贵的史料。
    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母亲曾经在一些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整理了父亲的大部分书信，并以《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信集》为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母亲年事已高，精力已经十分不济，虽然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成书以后在编校上确实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加上当时还有相当一些信件没有收入，所以现在对这批信件重新整理出版，希望能更完整地将这一份文学瑰宝保存下来。
    因为私人书信不可能有专门的主题，因此在整理时对这些信件如何编排存在相当的困难。现在这本集子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因为父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思想面貌上有不同的特点，这样编排了，多少看出一点父亲思想发展的脉络。但是由于原信上大多不注详细的写信日期，这使书信集的编排有相当的难度。现在将信件按时间归类参照了以下几种依据：一、整理时有一部分信件仍在原来的信封内，而其中也只有半数左右能够辩认出信封上邮戳的日期，这是最可靠的依据了。其他的信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寄到湖州的信肯定是1936年暑期以后写的，寄到常熟的则基本上是在寒暑假期间等；二、有一部分信件根据内容中提到的某些事件可以判别写信的时间，如母亲准备毕业论文，翻译工作的进程，阮玲玉之死等等；三、有些信中本身含有某些
    日期的线索，如信尾署了某月某日，信中又提了今天是星期几或者还有几天过年等，那就比较容易从日历的记载中确定具体年份了。四、还有一些信件根据内容大体可以判别出写信的季节。如生火炉的是冬天，吃月饼的是秋天等；五、在一部分信的原件上，母亲曾经根据她的回忆和判断注有写信的时间(主要是年份)，因为注有时间的信件只有一小半，估计她对这一部分信件的时间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六、母亲在编排《寄在信封里的灵魂》一书时，也是以写信的时间先后为序安排的(虽然有些信件编排尚欠周到)。因此信件在那本书里所处的位置，也可作为判别其所属时期的一个参考，同时还可参考信中表达的思想状况来判别其可能所属的时期。
　 根据以上所述的几个方面，我将全部书信归入了 “1933年到1934年”、“1935年暑期前”、“1935年暑期以后”、“1936年暑期以前”、“1936年暑期以后到1937年”五个部分以及附录“1943年春一封未寄出的信”。其中考虑不周，归得不合适之处肯定难免，只能留待今后继续考证、改进了，并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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