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档案

敬畏档案

08-07-24 09:43　出处：解放日报

　　在当下出现的词语搭配中，“档案”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但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档案”亦如是。如有读者指出：某书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该书编出一份毛泽东的电报指令，据此“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命令。”这位读者不是别人，而是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并在1986年离休后参与《彭德怀传》一书编写的王亚志。王亚志明确说道，“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王亚志《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2007年第六期《世纪》）

　　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也曾出过一本口述档案类的书《我与汉卿的一生》（团结出版社出版），忆述她亲历与所知的事，对一些错误的流传，予以澄清。如曾有多篇文章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函，令其不抵抗，张的部下王申如、阎宝航建议张将这些电函妥为保存，后来于凤至在张赴欧考察时，特地叮嘱张将这些电函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及至西安事变发生，于凤至即拿这些电函相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

　　对此，张学良本人曾予以否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九十多岁高龄的张学良先生再作口述实录道：“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美]唐德刚访录[美]王书君著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于凤至回忆道，“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成露西（茜）教授接受日本学者的委托，来信问我：在‘九·一八’时，蒋介石有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的手令，以及我是否保存了这手令。当时在张学良左右的人士，不止一人提出有此手令，还在中国发表了此事。我回答他（她）：‘根本无此事。’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转引自《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2月7日曾景忠文）

　　再如关于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一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有记载，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也有记录。由于梁身上“维新志士”的光环，盖过袁头上“窃国大盗”的恶谥，所以世人多认为袁的日记不可信，而普遍采信梁的记述。今天我们知道了，梁启超（包括康有为）说的并非事实，真正道出历史真相的，恰恰是袁世凯。就这点论，我觉得写《戊戌日记》的袁世凯还是知道敬畏档案的。颇为讽刺的是，数年之后，老袁却被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忽悠了一把———原来小袁一心盼望父亲当皇帝，为鼓动父亲，他居然请人制假，“独家”印发了一份《顺天时报》。袁世凯没有想到，就在他为称帝事犹豫之际，他读到的《顺天时报》居然是一份伪报纸，真报上多是反对他称帝的内容，伪报上却是一片拥戴他称帝的消息……此事败露后，老袁大怒，鞭罚儿子，痛斥他“欺父误国”。这也是袁克定因缺失敬畏档案之心而咎由自取。

　　其实，面对各式各样的档案，尤其是口述档案，不是悉数凭信，而是有所思考、有所辨识，这也是敬畏档案的体现。1959年4月18日，胡适曾对秘书胡颂平说过，“历史（记载）大体是可靠的，但有些不可靠的地方要能辨别出来，才是真实的历史。”陈寅恪在谈治史时也曾经说过：“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这些话都鲜明地道出了胡适、陈寅恪敬畏档案的意识。正因为有一代代大师和学人敬畏档案，尊重历史，并薪火相传，才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档案，绵延着历史的真实记录。

　　写到这里，我眼前蓦地浮现出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情景。原来当时英国方面主张香港主权交接仪式放在中环露天广场举行。此举不乏让所有参加交接仪式的人，最后向英国撤离军舰行送别的“注目礼”，以显示其“光荣撤退”的用意。而中方的意见是将交接仪式地点放在新建的形状如北飞大雁的会展中心。英方一开始也不愿接受。这时候档案“说话”了———中方政府提供了香港四十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证明每年七月一日前后的香港，多处于暴雨多发季节，交接仪式不宜露天举行。后来的一幕全世界都看到，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举行之际，香港下起倾盆大雨，无数中国人激动的泪水和着雨水一起在流，那情景似在倾诉：这是苍天和大地一起在为整个中华民族洗刷历史耻辱！但透过绵绵雨水和无数双泪眼，我分明还从所有参加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人们的目光中，读到了四个字：敬畏档案！
（陆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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