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见证 人文情缘
嘉兴市图书馆迎来了百岁生日。一百年，饱含着过去的风雨沧桑，展望着未来的灿烂辉煌。此刻，我们走近三位与图书馆有着特殊情缘的见证人，与他们一起去咀嚼、去回味那些故事和记忆……
史念的图书馆情结
嘉兴文化界、学术界人士讲起嘉兴地方史志时，都会提及史念。第一次见到史念先生是在改建来许亭的讨论会议上，这次在嘉兴市图书馆100周年的日子里，再次见到了史念先生。老先生一头银丝，精神矍铄，两眼炯炯有神。这位1960年出任嘉兴市图书馆馆长的老先生对图书馆用情至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和图书馆的关系，可以说是二十年的工作关系，五十年的读者关系，在图书馆，我既是在工作，又是在学习，对于我这么喜欢学习的人来讲，到图书馆是如鱼得水，来对了地方。”
与名人的交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文化界、学术界、艺术界的名人与嘉兴市图书馆来往比较密切。1962年，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先生来到图书馆，当时担任馆长的史念先生接待了他。“因为他的外祖父家就在嘉兴。”当时徐迟先生参观了图书馆后，不仅找到了他自己的作品，还惊讶地发现了他的父亲、外祖父的著作。“之后，我们保持着通信关系，直到文革前。”史念老先生回忆道，当时他还收到一封信，“他告诉我写了一部纪实文学，叫《祁连山下》，当时大概出版有点困难，他就说如果出版不了就把这部书稿保存到嘉兴市图书馆来。”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徐迟先生的来信已经散失大半，“当时也没在意保存他的信件，现在我手上信件已经不多。”史念先生寻找良久，只有一些信件的复印件，“原件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封信是1985年2月5日写成的，徐迟在信中写道：“我羡慕你身在五十万卷图书中，现在想必更多了……如有机缘，当再和你同游烟雨楼看赵孟兆页题字的那块太湖石。”两人的友情溢于言表。
“幸得徐迟先生告知我郭沫若先生的地址，因为那时想请郭沫若先生给南湖题词。”得到地址后，史念先生马上给郭沫若寄了一本《鸳鸯湖棹歌》诗集。不久后，郭先生写了一首诗回复：“闻有飞鸿岁岁来，于今当复满春台，鸳湖四百棹歌外，国际歌声入九陔。”1964年，郭沫若先生来到了嘉兴市图书馆，“那时图书馆还在少年路上，外表也非常的破旧。郭先生到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但他还是去看了书库里的书，看吴昌硕的手稿。”
“那个时候，来图书馆的名人非常多，像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经常到嘉兴图书馆看书，有时候我们会把书送到他下榻的旅馆，但是每每还书时，他必定会把书送到楼下。”中央农业部科研小组到嘉兴，研究古代嘉兴的农业状况，翻阅了上百本地方文献资料书籍，并出版了《补农书研究》一书。编写者之一的学者陈恒力在前言中特意感谢了嘉兴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
许多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等与史念交往甚深，如今图书馆馆藏的大部分珍贵文物来自那时的收藏。像著名的篆刻家朱其石将他所有的印谱给了图书馆，沈钧儒之子沈叔羊等人为图书馆征集来吴作人、沈尹默、萧淑芳等名家的作品。
图书馆“一切为了人民”
史念先生认为图书馆主要是为人民提供服务，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当时他们为农村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当时我们有400多个生产大队，但是我们建立了300多个图书流动站，有十几万图书送到乡下去，当时《文汇报》在头版上还登了《嘉兴县逐步形成农村革命图书网》的消息，文化部还派人来总结经验呢。”
董氏三代与图书馆的不解情缘
在嘉兴市图书馆百年史上，“董巽观”占有一席之地，他不仅向图书馆捐赠图书，还在解放初期担任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长达十几年。近日，崔泉森馆长在整理图书馆百年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名叫“董询五”的人曾在解放前向图书馆捐赠了不少图书，经过多方求证，原来董询五是董巽观的父亲。而且非常凑巧的是，董巽观之子董绍宁跟图书馆关系也非常密切，数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到图书馆读书的习惯。不过近几年，董绍宁老先生身体不是很好，而且图书馆也搬得离他家比较远，他已经很少出门到图书馆看书了。前几天，找到他在清华苑的家，听到他向他夫人介绍，“这是报馆来的记者”，这种老派的称呼让我恍若跌进了另一个时空。
祖父：捐书
董绍宁对祖父的记忆已经很模糊，当年祖父在的时候他才7岁，很多事情都是从父辈那儿听来的，只知道当时嘉兴很多人家都向图书馆捐了书，“我们家只能算是小的书香门第，不像当时一些大家，如钱家、陶家，我们家是随了这个大流。”“之后，日本人来了，图书馆有一部分图书转移到乡下去了，其中也有祖父送给图书馆的书，但是当时还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等我父亲去图书馆义务工作的时候，很多书已经看不到了，甚至连书目录也找不到了。”
父亲：义务图书管理员
据董绍宁的回忆，董巽观是在1949年到1950年间到图书馆义务帮忙，帮助整理书籍、旧报等。“那时父亲在浙江省文史馆工作，他原本就很喜欢文博之类的东西，喜欢鉴定文物、喜欢看书，他很愿意到图书馆、博物馆去走走看看，当时图书馆正需要有人来整理书籍，但管理人员不多。他本身就是搞目录学的，所以就去帮忙整理图书了。”
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很少跟董绍宁谈起，偶尔只在闲话中才提及一二。让董绍宁印象较深的是当年父亲“火口夺报”的故事。“那是1949年的时候吧，一天早上我父亲上班去，忽然看到图书馆里冒出火光来，当时就把他吓了一跳，这图书馆怎么就烧起来了，赶紧跑进去一看，原来是一群青年在烧旧报纸。我父亲就阻止他们不要再烧，让他们停下来听听领导的意见。后来，这些旧报纸连同已经被烧焦的部分终于被保存下来了，这是相当珍贵的资料，现在据说送到档案馆去了。”从这段故事，董绍宁觉得父亲是一个颇有远见的人。
董巽观在整理书籍目录期间，发现图书馆有两个《楚辞》版本，当时比较盛行图书馆之间相互交流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听说了这件事后，想要跟嘉兴图书馆交换。因为考虑到把这样珍贵的版本放到名校去，可以让书尽可能发挥它的功效，就同意了。“我那时在北京师范学院读书，也到北大参观过他们的图书馆，但我是回到嘉兴后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也没有看到这本书。”董巽观不仅整理图书目录，还校刊一些古籍，“现在说图书馆还保存着父亲的手稿，但是我都没有去看过，主要是因为我跟父亲学的东西不一样。”
董绍宁：读书情结
董绍宁原先是秀州中学的历史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后，他还保持着每个星期到图书馆看书的习惯，“那是在帮忙搞地名志、地方志，经常去图书馆查资料，不过在1992年动了一次大手术后已经很少去了。现在身体稍好了些，还想去图书馆看书啊。”
许氏家族与嘉兴图书馆
看到许维格夫妇站在面前，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们跟许瑶光联系起来，听他说他高祖当年赠书嘉兴的故事。
“对许瑶光的事情，我开始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以前家里人也不太愿说这种事情，直到我从上海退休以后，准备写家庭回忆录，当时我叔叔还健在，他告诉了我一些事情。但是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跟他告诉我的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许维格回忆起来，第一次来到嘉兴是在1999年的12月6日，他们夫妻俩带着部队开的介绍信来到嘉兴政协文史办，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许瑶光是我的高祖父，他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啊？”“当时我真的一点都不清楚他是怎样一个人，”许维格笑道，“他们告诉我许瑶光为嘉兴做了许多好事，办了很多实事，嘉兴人还是记得他的。后来，他们就介绍我到图书馆来，那天正好是星期一，图书馆休息，是范笑我接待了我们。”
许维格了解高祖许瑶光大部分信息是从资料上得来的，“我看了不少的史料记载，知道许瑶光出身贫寒，且深知读书不易。他一生爱书，每到一个地方，必定会去买书，因此家中藏书颇丰。”“许瑶光在浙江做了三十年的官，在嘉兴就做了十八年的太守，修建了不少学校，收藏了许多书籍，当他在嘉兴病逝的时候，根据他的遗愿，他的幼子许方藻将一部分书籍赠给了鸳湖书院。之后，许瑶光的灵柩运回湖南长沙时，他的部分书籍也用船运回了湖南老家。不过据说当时有几船宋版书，在途中沉在洞庭湖或者在苏州太湖洞庭山附近，不过也是听说而已。”
运回湖南老家的这批书，存放在许瑶光长子许方糓即许维格曾祖父家中，作为传家之物。以后，许瑶光的孙子许直即许维格的祖父在长沙东大茅巷建“许庐”，“那是一幢仿浙江风格、带有假山、荷花池、水阁、凉亭的建筑，几十箱古书就放在房子楼上。”许维格说，“当时我祖父那一代已经废除科举考试，他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长沙办新学，后来又到北京参加创建清华大学。而我父亲这一辈子也大多离开湖南，而且他们几个兄弟学的都是新学，父亲学的是土木，叔叔们一个学农业，一个学商业，大家都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所以这些古书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1926年，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次年就在上海工务局任总工程师，这个时候，我几个叔叔也先后回国，到了我们在上海的家，商量着如何处理这些古书。考虑到许瑶光对嘉兴的深厚感情，并以嘉兴为第二故乡自居，决定把所有的书都捐献给嘉兴。”当时许维格有个叔叔在南京，“他先回到长沙，想办法把书运到了上海交给我父亲，再由我父亲与嘉兴市图书馆联系，办理捐赠手续。1928年，这些书被打包成二十多个大箱子用船运到上海大达码头，嘉兴市图书馆的负责人沈本千先生专程赶到上海接书，我父亲还请他在南京路国际饭店吃了一顿饭呢。”许维格说着就笑起来了。
“现在，我们来到嘉兴市图书馆，看到这些印着‘嘉兴太守善化雪门许功藏书’印迹的古籍，就像见到了我们的祖先一样，感到十分亲切。”(吴晓宇)
|
